“立刻返京！”这是鼠年大年初一晚上，正在河北保定老家的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科研管理部副经理赵玉秀接到当时还是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总经理的王辉电话后听到的第一句话。

“返京？”“对！”简短的对话，让赵玉秀有点紧张，“回来做新冠疫苗。”王辉斩钉截铁的语气让赵玉秀瞬间认识到了事情的重要性。而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今天可能有点晚了，明天一早赶回来吧，今晚你先在家里查文献资料……”

就这样，好不容易想着春节假期能休息一下的赵玉秀开始了新一年的工作。“挂完电话，我就开始查文献，想尽可能地熟悉和了解新冠病毒。那一晚虽然没有回京，但我也基本一晚未眠。”赵玉秀说。

大年初二一大早就出发的赵玉秀，到北京时也才七八点钟。其实，那时的她还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到底要面对什么。

“有些事真的不能用常规去定义和思考”

到北京后，赵玉秀就被安排去了科技部生物中心，让她负责申请立项，写课题任务书、研究技术路线等。

“当王辉总最初告诉我要做新冠疫苗研发时，说实话，和平常接到一个新任务没什么两样，心想不就新加了一个课题吗？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自己还没融入角色。”回忆当初的感受，赵玉秀如是说。

赵玉秀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最开始在科技部生物中心做课题计划时，他们的计划是用2020年一年的时间完成临床前研究，把工艺开发出来、确定质量标准等。“即便是这样的时间安排也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一般情况下一个疫苗的临床前研发都要好多年。”

“到现在回想一下，我们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开始报生产注册，而且连临床也都快做完了。”赵玉秀感慨道，“之前我从不敢想象一个疫苗的研发可以有这么快的速度。从立项开始，领导就各种下命令，3个月做完什么、一个月做完什么……当初每次听到领导下发的命令，我的理解就是，那怎么可能呢？但我们真的做下来了，而且确确实实做成了，有的事情真的不能用常规去定义和思考。”

这个速度，除了研发团队超常的工作强度，相关方面如国家药审部门、检定部门等的鼎力相助也功不可没。“以前做毒种实验，一定是要等检定完，没有问题后才能上报和送样，而在新冠疫苗研发过程中，在尊重研发规律的同时，各个部门连续运转，以战时状态全力攻坚，争分夺秒、齐跑加速，启动由‘串联’审批改‘并联’的应急审批机制。把样品送过去的同时，其他实验可以同步往下走。在同步的过程中再同步控制所有风险，然后用效果和质量评价来证明它没有问题。”

此外，在赵玉秀看来，新冠疫苗的研发之所以能大刀阔斧地往前走，除了离不开领导们不计代价和资源投入的魄力外，也离不开团队的每一位成员，来自不同部门的他们各有所长，所有研发铺开后才做到了几条路线同时进行。

“沟通都是靠画出来”

采访中，每每问起整个研发过程中令她难忘的具体事情，赵玉秀都会说，“具体的真想不起来了，因为事情真的太多了，但很多难忘的事情都是在生物安全防护等级三级（P3）实验室里发生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对P3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有自己的体系。P3实验室里原本能做的量，主要用来做一些特性研究、纯度研究，但要想做成疫苗，就需要大量地操作病毒，否则后面的工艺开发就无法进行。因为生产所用到的设备仪器、工艺路线跟实验室完全不一样，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赵玉秀说，对此大家都很有压力。后来经过多方领导以及国家卫健委的协调，同意让我们带了一些研究设备进去，这是很大的一个突破。CDC也很支持，给我们找了一个特别大的P3实验室，这也是挺了不起的。”由于是借用CDC的P3实验室，所以赵玉秀和团队用的所有物料，哪怕是一瓶水、一个滴管都要来回拉运。

“因为在没有彻底证明病毒被彻底灭活之前，我们是不敢拿出来做的。正常配制溶液之前所有配溶液的器皿要灭菌，然后配制、除菌、过滤、分装、包装……这些我们后方的同事给做好拉过来之后，我再一层一层地拆包装，再拉进去使用，用完的所有东西再全部运出来。另外，因为后方同事没有进过P3实验室，他们不知道场地有多大，操作过程中有些需要根据空间进行设备摆放、管道连接等，这些沟通除了靠口头外，我和后方同事都是靠画出来。”赵玉秀回忆道。

“能参与这个项目，我倍感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