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瞬间】

皇粮国税 成为历史

我国税制的变迁始终呼应着百姓的冷暖，也见证着国家的进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改革也以攻坚之势不断向纵深挺进。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至此，在中华大地已存续至少2600年的农业税与广大农户全面告别，农业税也走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让9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在中国税收历史上，取消农业税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改革之一，它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稳固的根基。

“全面取消农业税”纪念邮票

强农富农

真金白银惠农民

北京税务博物馆里，一张张照片和税票记录着农业税曾经的时光。“这个‘税'字左边为‘禾'，右边为‘兑'，喻示着税收最早正是起源于农业，农业税的雏形就是缴粮，这才有了‘皇粮国税'与‘田赋'的说法。”石景山区税务局副局长、原北京市地税局农税处副处级调研员徐慧卿向记者娓娓道来。

望着展柜内字迹斑驳的《农业税通知书》，朱印渐褪的《农业特产税完税证》，还有当年自己每年必见的“老熟人”——《农业税秋征工作手册》，徐慧卿的思绪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问题逐步突出，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徐慧卿回忆说。从1990年到1999年，中央着重解决国家税收之外对农民的各种收费、罚款和摊派问题。2004年，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部分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

最终取消农业税这一壮举，不仅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也给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带来更深刻影响。

农业税改革提上日程

1989年，23岁的徐慧卿来到北京市财政局农业财务管理处的农税组工作。虽然因为工作性质在机关待的时间多，但徐慧卿有机会总愿意走进基层与农户和基层干部多聊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我国税收体系的初步建立过程中，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生产和开展建设过程中，农业税都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徐慧卿说。

徐慧卿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但农业生产往往靠天吃饭，一场大风袭来玉米可能就会大面积倒伏，一阵冰雹过后葡萄园也许就颗粒无收，至于病虫害问题同样严重，而且几乎年年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使得国内农民收入的波动性不小，农业税对一些农民来说，确确实实存在着一定负担问题。”

“从早期的乡财政所干部，到后来的地税所干部，以前常要跑到各家各户征公粮、收农税，干部们要跑断腿磨破嘴皮，农户中也有人愁眉苦脸。”徐慧卿回忆，不要说农民有时因为收成不好会拖欠农业税，就连一些国营渔场、果园受到天气和病虫害影响后，在缴纳农业特产税时也偶尔“囊中羞涩”，无奈拖欠。

“一些基层干部也曾向市财政局和市地税局反映，农业税征收总额相对较小，但征收成本巨大，总感觉这一税种有改革的必要。”徐慧卿对记者说。

在上个世纪，我国部分农民的税费负担依然较重，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农户的生产和生活。在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生产环节不断下降，取消农业税为农民减负也得已迅速提上日程。

生产环节免税反哺农户

绿色的稻田、蓝色的天空，还有一个硕大的“税”字，指着北京税务博物馆内国家邮政局发行的“全面取消农业税”纪念邮票，徐慧卿告诉记者，这是农业税这个古老税种的告别纪念。事实上，种地免田赋是中国农户的千年企盼。

“取消农业税就是要直接为农民增收。”徐慧卿说。在她看来，取消农业税是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政策措施的开端，这使得农民可以更好地休养生息。在2003年底前，这项关系到北京300多万农民福祉的政策已酝酿成型。

作为2004年北京市政府为市民办理的实事之一，北京市从当年元旦起正式取消农业税，300多万农民也提前享受到了生产环节的“零赋税”。对此，徐慧卿至今仍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她说：“至此，本市对农村实现了由‘取'向‘予'的重大转变，也按下了农业发展的‘快进键'。”

“现在政府不仅不收农业税，农业补贴和税收优惠也越来越多。”曾从事15年农业税工作的徐慧卿，说起从缴纳农业税到取消农业税，再到政府不断出台各种农业扶持政策的巨大变化，总是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