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不久前发生一起家庭突发刑事案件，父亲被伤害致死、母亲被羁押，致其未成年女儿小晶（化名）出现“监护缺失”。弥补“监护真空”只能变更监护人吗？《民法典》实施后，北京市检一分院积极探索“监护监督人”制度，首次举行了庄严的委托监护仪式，并同步召开各方联席会议，最终未变更监护人，而是由小晶妈委托在京远亲代为履行监护职责，各相关部门和有关方面共同监督受托人日后监护职责的履行。据悉这是北京市检察机关办理的首例未成年人监护缺失监督案。

首次引入社会支持体系开展心理和经济救助

经警方初步调查，在去年12月发生的这起家庭突发恶性事件中，夫妻间发生了肢体冲突，妻子涉嫌将丈夫伤害致死，后被北京市检一分院批捕。他们的17岁女儿小晶（化名）是案件证人，亲眼目睹了案发过程，心灵备受打击。

小晶救助线索由北京市检一分院第一检察部移送至第七检察部。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检察官庞涛受理后，马上意识到这个女孩可能急需救助，便立刻联系了临时照顾她的小晶表哥。

案发后，小晶妈打电话求助40多岁的外甥，将女儿临时托付给他照顾。小晶的这位表哥赶到现场时，见到了当场被吓哭的小晶，并将她接到自己家中。据小晶表哥称，起初小晶情绪低落，不爱说话，与他的两个女儿也不沟通，尽管三人年龄相仿。

庞涛了解到小晶受到了很大的心理冲击，家里经济也很困难。以前她父母没有正式工作，收入微薄，案发后小晶妈只留下一个上千元的存折。虽然小晶表哥帮她申请了每月2200元的社会救助金。但对于正在上学的小晶来说，这金额并不多。

庞涛快速制定初步方案。一方面，检察院委托司法社工对小晶开展社会观护调查，进行心理、生活等方面的帮助支持。这是检察院首次在未成年人监护缺失监督案件中引入社会支持体系，运用民事调查为办案提供参考。与此同时，学校的心理老师也帮助小晶平复心情，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小晶开始积极参加学校各种活动，与身边人的交流多起来，逐渐变得开朗。

另一方面，检察院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又为小晶向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申请小额爱心救助。在今春的发放仪式上，小晶跟随表哥前来领取了2000元爱心救助金。她感谢检察院对自己的经济帮助，并表示以后要好好学习，不放弃学业。

未按惯例变更监护权 检察院建议“委托监护”

不过，还有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亟待解决，就是小晶父母一个死亡一个被关押，目前监护缺失，如何来弥补“监护真空”？庞涛思忖后，将小晶的监护需求、亲属结构等，也列入委托司法社工进行社会观护调查的范围。

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社工出具了社会观护调查报告，除了小晶的心理和经济方面的情况，还列举了她的亲属结构。其亲戚大多在外地，平时来往不多，只有表哥在北京，出事后就是由表哥临时照顾她的。如果要确定监护人，小晶自己也倾向于她表哥。

庞涛告诉记者，拿到小晶的调查报告后，他也曾考虑此案按照以往惯例“变更监护权”。但这意味着小晶妈不再是她的监护人了。因小晶的祖父母都已去世，她也没有合适的第二顺位继承人即兄姐来照顾她，远房亲戚多在外地，往来少甚至互不相识，所以变更监护权，并不符合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最基本的理念即“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而这也是新修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总则中一个基本原则——“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究竟应如何弥补小晶的监护缺失？最终，庞涛决定建议当事人通过委托监护制度解决。“父母与孩子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一般来说是孩子成长的最佳监护人。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尽量不撤销父母的监护资格，当然有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情况的除外。”

庞涛认为，《民法典》第36条和第1189条对于“委托监护制度”有相关规定。“即将于6月1日实施的新修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详细规定了什么情况下应委托监护，并列举了十项委托监护的职责。检察机关应主动对接这个法律的新规定。所以，我们建议小晶妈委托监护，并草拟了《监护委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