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地区分布着大量魏晋时期的古墓葬，其中高台地区周围有可见封土的从汉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古墓葬8000余座，墓葬以砖室墓和土洞墓为主。高台周边有古墓群11处，分别为大石磊汉墓群、三个疙瘩墓群、双疙瘩墓群、骆驼城北墓群、骆驼城东南墓群、骆驼城西南墓群、许三湾墓群、红山嘴墓群、南华南滩墓群、双丰村西魏晋墓、地埂坡古墓群[1]。根据《甘肃出土魏晋唐墓壁画》[2]，目前高台已发掘13座壁画砖墓，可知11座壁画砖墓的图像。出土的壁画为研究古代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融合、丝路贸易等方面提供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和艺术价值。高台县博物馆共展出农牧业生产题材的壁画48幅，其中28幅出土于高台地区，农耕彩绘壁画砖为12幅，牧猎彩绘壁画砖为16幅，生动再现了当时河西农牧业的生产情形。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学者们主要关注点集中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出土的壁画砖，但是对于高台地区出土的壁画砖农耕牧猎图研究相对较少①。前人关于壁画砖中的农业和畜牧业研究大都分开探讨，本文以农牧图中所表现出的农耕技术、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3个方面来探讨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农业和畜牧业共同发展的状况。

一、农耕技术

河西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自古以来就是农牧业发达的地区。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开始经略河西，派霍去病率兵攻打匈奴，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3]两次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匈奴无法在河西立足，汉政府先后置四郡，移民戍边，行屯田之策，促进了河西农业的发展。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这种背景下人口大量西迁，为河西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庞大的劳动力，同时也将中原的厚葬之风带入河西。曹魏以后提倡俭葬，中原地区的厚葬之风有所收敛，但对边远地区的约束力不大[4]。河西地区社会相对稳定，壁画砖墓就是在这种厚葬之风的影响下盛行起来的。

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发明了石犁，汉代河西地区已普遍使用铁犁，而魏晋时期的犁比汉代有了进步[5]。其中敦煌、酒泉、嘉峪关和高台等地的魏晋壁画砖中的劳动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在壁画砖中都有所体现。大量的牛耕图正是当时劳动人民生活的写照，突出表现了河西地区从两汉到魏晋时期的农业发展。河西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政府实行移民戍边、兴修水利、行屯田之策,促进了农业发展。河西走廊屯田区广泛使用牛耕，牛耕的普遍使用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6]。曹魏时期，继续实行屯守政策，农具和耕作方式也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并推广。

魏晋十六国时期，大量人口迁入为河西带来大量劳动力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其中就包括耦犁牛耕技术的推广。高台与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牛耕图中所使用的耕犁构造大体相同，犁铧呈锐角三角形，更易于深耕。而高台骆驼城魏晋墓葬壁画中的犁铧，其改进程度更为显著，不但脊部隆起，且在犁铧后部普遍加一横木，这种耕犁不仅利于深耕，还能翻土起垄。总之和前代相比，西晋时期耕犁比前期轻，犁地深。同时从二牛挽拉普遍过渡到一牛挽拉，节省了动力[7]。

图1 魏晋·牛耕图（高台县博物馆藏）

图2 魏晋·彩绘耕地图（高台县博物馆藏）

高台骆驼城南墓群出土的牛耕图（图1）生动地显示出当时耕牛犁地的情形，画面用墨线勾勒了一位农夫，左手执鞭右手扶犁耕地，两头牛的牛鼻穿孔，用来控制耕牛。一根犁衡架在两头牛的肩上，犁衡主要是固定两头牛的距离，协调其行动，缺点是犁身转动不便，只适用大块的平地。两头牛向前拉犁，一人扶犁，农夫正执鞭抽打耕牛，用以控制耕地的速度和深度。这表明犁铧技术得以改进，二牛抬杠的犁地法成为魏晋时期河西人们普遍采用的耕犁方式之一。

高台许三湾东南墓群出土的彩绘耕地图（图2）中，一位农夫用一头牛耕地，没有绘出牵牛的人，这属于一人一牛的耕作方式。图中用墨线勾画出一头牛，鼻环穿绳，牛身后绘有一农夫，身着白色交领衫，间饰红彩，右手握绳，左手持鞭。从两幅牛耕图可以看出当时高台地区同时流行二牛抬杠和一人一牛的耕作方式，总体是两牛三人逐渐过渡到一人一牛。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的牛耕图大都为一人一牛的方式犁地，节省了人力物力。图中所绘另一农夫，手持锄耰，正在平整土地。图中农夫所使用的耰，在河西又被称为“打土块”，也是细土保墒的措施之一[8]。壁画砖中出现锄耰，说明河西地区魏晋时期已经广泛使用耰来碎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