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渊源话北京

北京有3000 多年的建城史，历史悠久，最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曾经作为燕的都城蓟存在过。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将弟弟召公姬奭则封在了燕，开启了燕国历史，国祚820 余年。在其后的时代，少数民族政权辽、金都曾将这里作为都城五京之一。元建都北方更是将大都的繁华印象通过马可·波罗带给了世界。朱元璋将元皇室驱逐回大草原，所谓 “蓟北悉平”，北平的名字就出来了。朱棣回到燕王龙兴之地，所以赐予了这里 “北京” 的冠名［1］56。作为 “京师” 也好，“京兆”“帝都” 也罢，这里有千年的建城史和文化史。北京作为六朝古都，作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国内外闻名遐迩。

二、名人轶韵满帝都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在战国风云中处于弱势地位，面对强秦威迫的命运，燕国太子丹上演了易水旁送别国士荆轲的悲壮一幕。当时，秦王嬴政想取秦国大将樊於期的性命和燕国督亢地图。荆轲作为受到太子礼遇的门客，为报答知遇之恩，面对太子丹的催促和优柔寡断，最终背着太子丹私下劝说樊将军为国家献出性命，促成了刺秦行动的发生。在小国抗争大国的命运中，太子丹的命运和燕国的命运风雨飘摇，刺秦行动本身的不确定性无法阻止大国一统的历史脚步。历史中没有说出荆轲要等待的高人是谁，人们在哀叹太子丹频频催行的同时，不免被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所感染，这是一种尊诺践诺的情谊，也是一曲燕赵男儿的荡气回肠的悲歌。

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南）是辽在北方的重要基地，作为入主中原北方的军事政治势力，契丹族经历了消极吸收汉文化的民族融合过程。辽朝皇帝每年巡回于五京之间，辽、金时期，北京的中心在今天的广安门外。辽国五京中北京最大，是文化中心。据《契丹国志》记载：“南京本幽州地，自晋割弃，建为南京，又为燕京析津府，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2］218辽朝时，北京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堪称优美，非北方其他地区可比。辽代北京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可惜如今遗迹不多。牛街礼拜寺最早建于辽代，历代多次整修，天宁寺塔也是辽代重建的。辽道宗耶律洪基的第一任皇后萧观音（1040—1075），是辽代著名女诗人，她多在南京停留，颖慧秀逸，很有才华，常常自制歌词，精通诗词、音律。她的《回心院》词流传很广，多表达慷慨豪迈、大气磅礴的北方女性粗犷的性情。后代文人著作 《词苑丛谈》《历朝名媛诗词》等多有收入。

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在金的中都地区先后采用了不同的政权方式，同时不同程度地接受着华夏文明。金成为马可·波罗笔下最早传到中世纪欧洲的朝代名。金朝定都北京后，南下灭宋过程中曾大肆砍伐北方森林，造成生态破坏。加上农耕需要和城市扩建，大量自然植被被毁。这体现出少数民族对游牧文化存在很强的依赖性，与中原农耕民族文化在对抗中实现融合。政治上，金代比起辽代更加看重对汉人的使用，其科举制开始于公元1123 年，进士科后来一年举行一次，侧重于考查词赋。经义科则考查五经和《论语》《孟子》。汉族高官多数产生于科举。金世宗也为女真人提供进士科。金朝刻意为不同民族找到一条选举之路，这是辽和元政权无法比拟的。

元大都以其恢弘壮美的气势闻名于世，成为商业之都和政治文化中心。元代的戏曲艺术影响巨大，涌现出一大批元曲大家。关汉卿是元杂剧的奠基人，其创作的元杂剧题材广泛。他身居大都，通过杂剧艺术揭示元代腐朽黑暗的统治。他作为世家医护，大量接触下层病痛者的经历为他的元曲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他和著名曲家王和卿等常常出入大都的勾栏瓦市，塑造了极多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艺术形象。关汉卿最终完成了巨著《窦娥冤》，并与王实甫共同完成了《西厢记》。

清代曹雪芹著述《红楼梦》，书中演绎封建四大家族的荣辱与宝黛伤感的爱情。鲁迅成为民国北平城目睹经历封建军阀政治斗争风云变幻，敢于用投枪匕首揭示社会黑暗的灵魂战士。老舍将旧北平市民的生活原景搬上文学舞台。张恨水在《啼笑因缘》中将樊家树和何丽娜等三名女子的感情故事，用北平社会的背景演绎出一部才子佳人与爱国相结合的作品，文化艺术内涵深厚，在市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北京在晚清和近代发展中积淀着醇厚的城市文化。